那是一個普通的下午，電話鈴聲在辦公室裡突然響起。鄧穎超放下手中的文件，拿起電話，聲音溫和而堅定。對方直接詢問：“請問周太太在嗎？”她幾乎沒有猶豫地回答：“沒有周太太。”短暫的沉默後，對方道瞭謝便掛斷瞭電話。鄧穎超放下聽筒，卻感到一絲莫名的疑惑——對方口中的“周太太”究竟是誰？
五四運動的火種在天津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學生們因為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憤怒地走上街頭，發起瞭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當時年僅十五歲的鄧穎超正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她和她的同學們在得知北京學生的舉動後，內心燃起瞭強烈的愛國熱情。南開中學的學生們，平日裡接受瞭良好的教育，具備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愛國情懷，因此他們迅速行動起來，表達對北京學生的支持。
消息傳到天津的當天，南開中學的學生們就自發聚集在一起，商討如何行動。他們並沒有被年齡和經驗所限制，反而在這樣的特殊時刻展現出瞭超越年齡的成熟和堅定。鄧穎超在同學中間雖然年紀不大，但她的思路清晰、態度堅決，很快成為瞭大傢討論中的核心人物。
南開中學作為天津的重要教育機構，很快就成為瞭學生運動的一個中心。這裡的學生，特別是女學生，在這次運動中展現出瞭與眾不同的力量和決心。鄧穎超並不滿足於僅僅在學校內部進行抗議，她和她的同學們意識到，單靠幾所學校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有一個更為正式和廣泛的組織，才能更好地凝聚和動員社會的力量，尤其是天津女性的力量。
於是，在鄧穎超的倡議下，她和她的同學們積極組織並成立瞭“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這個組織的成立標志著天津女性正式參與到全國性的愛國運動中來，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舉措。因為在那個時代，女性的社會地位相對較低，能夠主動站出來參與政治活動的並不多見。
南開學校的激情演講
作為當時天津最有影響力的學校之一，南開的每次集會都吸引瞭眾多學生和社會人士的關註。
有一天，南開學校再次組織瞭一場大規模的集會，目的是為瞭進一步動員更多的學生參與到反對不平等條約的運動中來。集會的主題明確，就是要求當局拒絕簽署凡爾賽條約，並且強烈要求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山東主權。鄧穎超作為集會的重要發言者之一，在會上發表瞭一個令人難忘的演講。
集會開始時，現場聚集瞭大量的學生，大傢都神情激動，焦急地等待著演講的開始。鄧穎超走上講臺時，場下頓時安靜下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鄧穎超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傳得非常清楚。她開門見山地提到當前的形勢，直指巴黎和會的結果對中國極為不利。她用簡潔有力的語言闡述瞭帝國主義列強如何在談判桌上繼續剝奪中國的權利，特別是山東主權問題，這是每個中國人都不能接受的恥辱。
在演講中，鄧穎超並沒有僅僅停留在對局勢的描述上，她進一步強調瞭學生們肩負的歷史責任。她呼籲大傢不要僅僅滿足於口頭上的抗議，而要采取更積極的行動來表達他們的立場。她提出瞭明確的要求，那就是政府必須拒絕簽署這個不平等條約，必須收回山東主權。
在場的許多學生記者都被鄧穎超的演講深深打動瞭，他們迅速記錄下她的每一句話，準備在報紙上刊登，以傳達給更多人。當時，南開學校的學生記者周恩來也在場，他目睹瞭鄧穎超整個演講的過程，被她的勇氣和決心所感染。演講結束後，周恩來主動走上前去，和鄧穎超簡單地交換瞭幾句話。這次短暫的接觸，雖然沒有留下過多的交流，但卻成為瞭他們日後關系發展的起點。
廣東生涯與婚姻
1925年，鄧穎超的人生迎來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五四運動後，鄧穎超的名字已經在學生和婦女運動中廣為人知，她的組織能力和領導才能得到瞭廣泛認可。組織決定將她調往廣東，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和婦委書記等職務。
到達廣東後，鄧穎超立即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她首先面對的任務是加強當地婦女運動的組織和發展。當時，廣東的婦女運動雖然已經有瞭一定的基礎，但由於各種原因，發展還不夠深入和廣泛。鄧穎超來到廣東後，迅速與當地的婦女組織建立聯系，瞭解她們的需求和面臨的困難。
與此同時，鄧穎超還擔任瞭國民黨省黨部婦女部的秘書。這個職位賦予瞭她更廣泛的權力和影響力，使她能夠更直接地推動婦女權益的保障和提升。她與其他黨內外的女性領導人密切合作，推動瞭一系列有關婦女教育、就業和法律保護的改革措施。她始終強調，婦女不僅是傢庭的一部分，更應該在國傢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就在這忙碌而充實的一年裡，鄧穎超與周恩來的關系也發生瞭重要變化。早在五四運動期間，兩人就已經相識，並在隨後的歲月中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在革命的道路上，他們相互支持，共同奮鬥，彼此之間的感情也逐漸升華。1925年，他們終於走到瞭一起，決定攜手共度未來。
外交官夫人的角色與挑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新中國的外交工作逐步展開。為瞭更好地在國際舞臺上展示中國的形象，中共中央決定從經歷過長期戰爭考驗的將軍中選調一批幹部，出任駐外大使或參與相關的外交工作。按慣例，這些將軍的妻子也將以“外交官夫人”的身份隨同出使。然而，這個決定在這些革命女性中引起瞭一些困惑和反感。
這些妻子們大多數都是與丈夫並肩戰鬥多年的革命戰士，經歷瞭無數的風風雨雨。她們習慣瞭“同志”這個稱呼，因為它代表瞭平等、團結和共同的革命理想。現在突然要改稱為“夫人”，她們不免感到別扭和不適應。在她們看來，“夫人”這個詞似乎帶有一種附屬和依賴的意味，而她們並不願意僅僅被視為丈夫的“陪襯”。更有一些人認為，出國意味著要放棄在國內的革命工作，她們不願意因為隨夫出國而失去繼續為黨和國傢服務的機會。因此，有些“夫人”們甚至提出，寧可離婚也不願意隨夫出國。
這種情況逐漸引起瞭高層的關註，最終，這個問題擺到瞭周恩來的桌面上。周恩來當時的工作非常繁忙，他深知這些革命女性的想法和顧慮，於是便委托鄧穎超來處理這個問題。鄧穎超作為一名資深的革命者和周恩來的伴侶，對這些女性的心態非常瞭解，她決定用自己的方式來幫助她們理解和接受新的角色。
鄧穎超選擇瞭一次非正式的聚會，邀請瞭幾位對隨夫出國感到困惑和不滿的“夫人”們前來聊天。她沒有擺架子，而是以朋友和戰友的身份與她們交談。聊天過程中，她提到瞭自己在國民黨統治區中共代表團工作的經歷。
鄧穎超的幽默瞬間與外交工作的深意
“我記得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時候，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鄧穎超慢慢說道，語氣中帶著幾分輕松。“電話那頭的人問，‘周太太在嗎？’我愣瞭一下，脫口而出說，‘沒有周太太。’等掛瞭電話才突然反應過來，原來他們找的是我。”鄧穎超微微一笑，環視著在座的夫人們，繼續說道，“這就是我第一次被叫‘周太太’的經歷。”
這個小插曲讓在場的幾位夫人們忍俊不禁，緊張的氛圍一下子得到瞭緩解。她們原本繃緊的面孔上，也浮現出瞭一絲笑意。鄧穎超用這個簡單卻富有幽默感的故事，不僅化解瞭她們的拘謹，也讓她們意識到，即便是她自己，在面對這種身份轉變時，也曾有過不適應。
故事說完後，鄧穎超話鋒一轉，開始深入談論“夫人”這個身份背後所蘊含的責任和意義。她耐心地解釋道：“你們知道，外交戰線與其他戰線不同。大使和參贊們不論男女，都是代表國傢的外交官。而作為他們的妻子，你們也是代表國傢的一部分。‘夫人’這個身份，不僅僅是隨行的角色，它是一份重要的工作。”
鄧穎超繼續說道，語氣變得更加認真起來：“你們的任務，不隻是陪伴丈夫，還要在社交場合上代表國傢形象。你們將會與駐在國政府官員的夫人以及其他各國使館的夫人們打交道，建立友好關系。這些關系，有時甚至能夠起到你們丈夫無法達到的作用。”
在接下來的交流中，鄧穎超沒有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是列舉瞭過去一些成功的外交案例，說明瞭夫人在這些事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會後，這些曾經懷疑和猶豫的夫人們，逐漸接受瞭自己的新身份，並在隨後的外交工作中積極投入，發揮瞭重要作用。在鄧穎超的指導下，這些“夫人”們在國際舞臺上，代表著新中國女性的風采，取得瞭顯著的成績。
參考資料：[1]孟紅.鄧穎超:清廉為政不徇私情[J].黨史博采（上）,2024(2):3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