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一個寒夜，北京城籠罩在一片深沉的寂靜中。鄧小平緩步走進四合院，昏黃的燈光透過窗欞灑在地上，映照出他略顯疲憊的身影。院子裡，葉劍英正倚靠在椅子上，目光沉穩地看著這位老戰友。沒有太多寒暄，兩人很快走進屋內，門被輕輕關上，房間裡亮起一盞陳舊的臺燈。是什麼樣的抉擇在這深夜中被討論？
葉劍英復出鄧小平的關鍵推手
1977年，正值中國經歷重大變革的時刻，國傢處於百廢待興的局面，社會各方面都在努力尋找新的方向。此時，年近八旬的葉劍英在中國政壇發揮瞭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老一輩革命傢，他深知國傢面臨的困境和挑戰，也看到瞭鄧小平在推動國傢發展中的潛力。
在1977年的某次會議上，葉劍英明確表達瞭對鄧小平復出的支持態度。當時，會議室裡氣氛緊張，不少人對是否重新啟用鄧小平持觀望態度。葉劍英身著一身灰色中山裝，顯得十分沉穩。他在發言時，先是肯定瞭過去幾年取得的一些成績，隨後話鋒一轉，直指國傢當前面臨的困難。他說：“我們現在需要的是能夠帶領大傢走出困境的人，我們需要鄧小平同志。”。
1977年年底，葉劍英通過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徑不斷推動鄧小平復出的進程。他利用自己在黨內的影響力，積極協調各方，化解瞭很多反對和質疑的聲音。當鄧小平終於被重新任命為副總理時，葉劍英的堅持和努力得到瞭充分體現。
1978年的一個夜晚，夜色靜謐，鄧小平走出傢門，踏著夜幕前往葉劍英的住所。鄧小平快步走到門前，輕輕推開那扇厚重的木門。
葉劍英早已聽到鄧小平的腳步聲，他讓身邊的工作人員攙扶著站起身來，親自迎接這位多年的老友。兩人久別重逢，沒有太多寒暄，隻是緊緊握手，眼神中滿是默契。葉劍英年事已高，身子略顯佝僂，但精神矍鑠，他帶著鄧小平緩步走進客廳。
這一夜，客廳裡的燈光一直亮著，兩人坐在桌旁，開始瞭長時間的交談。沒有外人知道他們到底談瞭些什麼，但從他們時而低聲討論，時而笑意浮現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們談得十分投入。
這一場徹夜長談，雖無人知曉具體細節，但對兩人的意義卻非同尋常。隨後不久，鄧小平便開始著手籌備改革開放的政策調整。
解放思想，開動改革的引擎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1978年成為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改革的號角從城市吹向農村，改變瞭億萬農民的命運。這一年，鄧小平多次在重要會議和講話中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他指出，國傢發展必須打破舊觀念的束縛，不能再因循守舊。鄧小平強調，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要敢於探索新的道路。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被視為中國現代史的一個重要裡程碑，會議重新確立瞭黨的工作重心，開始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會議期間，鄧小平的多次講話中不斷重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並強調必須解放思想。
三中全會後，全國上下掀起瞭一場思想解放的熱潮，各地都在積極響應中央的號召，展開瞭對經濟體制和社會制度的大膽探索。尤其是在農村，改革的風潮迅速蔓延開來。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之一。這座小村莊地處偏僻，長期以來生產落後，農民生活貧困，吃不飽飯是普遍現象。
這一年冬天，小崗村的十八位農民聚集在村民嚴宏昌的傢中，經過激烈的討論，大傢一致決定要“冒風險”——進行土地承包，把集體的土地分給各傢各戶，實行包產到戶的責任制。這在當時是一個大膽而危險的舉動，因為承包土地意味著違反現行政策，稍有不慎便會被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行為。
盡管風險重重，小崗村的村民們還是決定一試。他們起草瞭一份土地承包責任書，並在這份協議上按下瞭鮮紅的手印。這個簡單的紅手印卻承載瞭村民們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對改變現狀的堅定決心。協議內容明確規定，各傢各戶將各自承包的土地耕種，豐收歸自己，完成國傢任務，餘糧自留。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小崗村的村民們按照承包責任書的約定，開始分田到戶，個人種個人的地。那年冬天，土地上不再是懶散的集體勞作，而是各傢各戶在忙碌的身影，田間地頭一片生機勃勃。農民們起早貪黑地勞作，精心管理著自己的責任田，生產效率迅速提高。到瞭第二年春天，小崗村的糧食產量大幅增加，村民們不僅吃飽瞭飯，還積攢瞭些許餘糧。
小崗村的成功經驗很快引起瞭各級領導的關註，安徽省領導在得知這一情況後，迅速派人前往實地考察。考察組走訪瞭小崗村的田地，與村民們詳細交流，瞭解這一改革的細節。隨後，安徽省在更大范圍內推廣小崗村的經驗。包產到戶的模式得到瞭農民的積極響應，各地紛紛仿效，農村生產力迅速得到瞭極大解放。
允許部分地區和人民先富起來
在中國經濟形勢急需轉變的關鍵時刻，鄧小平深刻分析瞭國傢的經濟現狀和發展方向，提出瞭著名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戰略思想。這一政策在當時引發瞭不小的爭議，因為它挑戰瞭傳統的社會主義均貧富觀念，與過去強調平均分配、共同富裕的做法相去甚遠。鄧小平的這一設想是基於對實際情況的冷靜觀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地區資源的差異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懸殊，這些問題必須通過新的方式來解決。
政策提出後，鄧小平在不同場合多次解釋這個思路的背景和目的。在一次座談會上，他面對眾多經濟學傢和地方幹部，詳細闡述瞭自己的觀點。他指出：“我們不能等所有人都一起富裕起來，必須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人先走一步。”鄧小平認為，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物質基礎薄弱，資源分配不均，如果繼續走傳統的平均主義道路，很難激發社會的生產力。而“先富帶動後富”的思路則是通過先行者的示范和帶動，最終實現全社會的共同富裕。
這一思想迅速被一些沿海城市和經濟特區所實踐。1980年代初，廣東和福建率先開放瞭一批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等地被劃為“先行先試”的樣板。這些地區憑借地理位置和政策優勢，迅速吸引瞭大量外資，發展起各種制造業和外向型經濟。
在深圳街頭，當時一片熱火朝天的建設景象。工地上塔吊林立，工人們日夜不停地忙碌著。新建的工廠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生產線上的機器轟鳴聲響徹四方。在這些工廠裡，年輕的工人們穿著簡樸的工作服，熟練地操作著機器，生產出一批又一批銷往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商品。那些在內地貧困地區看不到的希望，似乎在這些經濟特區裡得到瞭具象化的實現。
而在經濟較為落後的內陸地區，雖然一開始沒有深圳、珠海這樣的優惠政策，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路卻激勵瞭無數創業者。許多農民和個體戶紛紛離開傢鄉，走向沿海城市“闖天下”，他們在建築工地做工、在工廠打拼，努力賺取第一桶金。這些從偏遠地區來的務工人員，有的後來成為小企業主，有的在沿海積累經驗後返回傢鄉創業，逐漸帶動瞭傢鄉經濟的發展。
經濟改革：從農村到城市的全面推進
隨著農村改革的步步推進，鄧小平敏銳地意識到，改革不能停留在農村，還必須走進城市，深入到經濟的各個領域。於是，一場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改革開始瞭。
首先，國有企業改革拉開瞭序幕。當時，中國的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管理僵化、效率低下的問題。為瞭打破這種困局，政府開始試點一系列改革措施，從放寬經營權到擴大自主權，逐步讓企業脫離國傢的直接控制，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上世紀80年代的上海，許多國企開始試行“廠長負責制”，企業不再僅僅依靠國傢撥款，而是需要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盈利。在一個國企的車間裡，工人們不再隻是按照計劃生產，而是根據市場需求調整產品種類。管理人員也紛紛走出辦公室，深入生產一線，學習市場經濟的運營方式。
與此同時，外經貿政策的開放也開始顯現出其巨大的影響力。1984年，國傢開放瞭14個沿海港口城市，並在這些城市設立經濟技術開發區，吸引外資進入。廣州作為其中之一，迅速成為瞭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每天，廣州市的黃埔港口碼頭上都人頭攢動，貨物裝卸繁忙。大量的外資企業開始湧入，工廠、商貿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在開發區內紮根。
世紀80年代中期，作為開放政策的受益者，越來越多的百貨商場開始出售進口商品，傢電、服裝、食品等琳瑯滿目，不再是過去人們憑票供應的緊張局面。許多城市傢庭第一次接觸到彩電、冰箱、洗衣機這些新鮮的傢電，消費觀念也在悄然發生改變。
在深圳這座改革開放的窗口城市，高樓大廈不斷崛起，現代化的都市景象和周圍的農村形成鮮明對比。在經濟特區的建設過程中，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湧入這裡，他們在車間、寫字樓裡拼搏，在市場的浪潮中抓住機會。此時，深圳的華強北街區已經成為中國電子產品的集散地，商鋪林立，生意紅火，成千上萬的“倒爺”穿梭其間，把電子元件銷往全國各地。
1980年代末，改革的成效已經顯現：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各種新鮮事物層出不窮。鄉村的田間地頭不再隻有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身影，城市的街頭巷尾也不再隻是匆匆趕路的上班族，商場、寫字樓、工廠、田野，都充滿著勃勃生機。
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改革到社會變遷，改革開放的浪潮以不可阻擋的態勢席卷中國大地，徹底改變瞭每一個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參考資料：[1]付雲燕,韓敬瑜.試論葉劍英對鄧小平理論形成的貢獻[J].湖北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7,13(3):2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