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49歲年富力強的潘漢年被逮捕，轟動一時的“潘漢年案”就此拉開序幕，這位曾經在隱蔽戰線上做出過卓越貢獻的紅色特工，從此深陷身陷囹圄，就是是什麼原因讓潘漢年的後半生在冤屈中淒然落幕呢？
從莫斯科到淪陷區，參與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這還要從長征說起。遵義會議後，中央發現之前上海的地下工作遭到極大破壞，導致與共產國際的聯系也中斷，因此亟待需要重建上海地下組織，並開展情報收集等秘密工作，在中央的深思熟慮下，決定派遣潘漢年和陳雲先前往上海，然後再繞道去莫斯科。黨中央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一是因為在當時黨中央同上海中央局和共產國際聯系中斷的情況下，為避免自己長時間處於隔絕狀態，需要同國內外的黨組織保持有效聯系。二是考慮到 1931年中央特科改組後，潘、陳二人在隱蔽戰線上就已有過共事經歷。當時陳雲任特科總負責人兼一科科長，潘漢年是陳雲的助手兼二科科長，他們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積累瞭豐富的隱蔽鬥爭經驗。
於是潘漢年與陳雲二人悄然離開瞭長征隊伍，輾轉來到上海，歷經千辛萬苦，潘漢年又前往莫斯科，與共產國際恢復瞭聯系，直到1936 年西安事變之後，潘漢年才離開莫斯科回國。這時候離開莫斯科的潘漢年，被中共中央委派為國內外國共兩黨談判的中共代表，一時間成為國內聯絡各方政治勢力的關鍵人物。
當時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其實並不完善，還需要一個包括政策制定、信息傳遞以及各種事變處理等多方面在內的復雜過程。而潘漢年憑借多年在白區工作的人脈和經驗，能夠充分利用到各種社會關系，積極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進程。比如在1936年5月，潘漢年就來到香港和鄒韜奮商議《生活日報》的輿論導向問題。潘漢年在黨組織的指示下，推動《生活日報》發佈瞭“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促進國共合作的最初行動”的內容，呼籲全國人民建立統一戰線，竭力讓社會輿論的基調由“反蔣抗日” 向 “聯蔣抗日” 轉變。
不僅如此，在香港，潘漢年還幫助救國會起草瞭一份宣傳性文件。為盡快爭取國民黨政府走向抗日，特別是在救國會因內部組織的復雜性而導致其提出的口號、宣言和綱領都比較偏激的情況下，潘漢年還特意做瞭鄒韜奮、陶行知等人的思想工作，並讓胡愈之以中間派的口吻起草瞭一份基調和《八一宣言》基本相近的文件,也就是後來的《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由於該文件表達瞭全國人民共同抗日的願望，贊同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因而產生瞭很大的政治影響。此外，潘漢年還與葉挺、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以及一些桂系在港代表和舊的情報工作人員加強瞭聯系，並依據共產國際七大與《八一宣言》精神，向他們通報瞭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最新主張，即在國際上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在國內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潘漢年的在港活動極大拓寬瞭自己的活動范圍，即 “從文學的圈子擴大到瞭民主黨派的核心領導層”其中與救國會成員直接或間接的接觸，更是為他後來開展社會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打下牢固基礎。
從中共代表到紅色特工，一舉打通汪偽政權高官的情報線。
當然，潘漢年最令人稱道的還屬在抗日戰爭期間，在與汪偽政權的高官之間長袖善舞，傳奇性的爭取到多個高級別的漢奸為中共提供可靠情報。其中包括汪偽特工總部副主任李士群。
1939年，李士群在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建立汪偽特工總部，李士群任特工總部副主任，後兼任汪偽警政部長、調查統計部長、汪偽江蘇省省長等要職。 為瞭給自己留一條後路，1939年李士群主動提出把共產黨員胡秀楓作為他與中共的聯系人，到他那裡工作，因胡秀楓夫婦此時正在國民黨上層做統戰工作，難以抽身，遂有胡秀楓的姐姐關露(胡壽楣)作李士群和中共的聯系人，並且監督李士群，經過關露的觀察，李士群是可以爭取的，1942年2月，李士群與潘漢年在李士群傢裡見面，由“76號”二處處長胡均鶴為聯系人。
通過李士群，中共開辟瞭一條從上海到淮南抗日根據地的地下交通路線。接下來，潘漢年利用不同身份、不同方式接近日偽高層官員，如陳公博、周佛海、羅君強、李士群等人，並將情報系統延伸到偽警察局、偽保安司令部、偽宣傳部、日使領館、日方特務機關梅機關、滿鐵、日方民間團體、重慶對日謀略活動的人物。
在整個抗戰期間，潘漢年情報組織成員取得瞭很多重大成績，包括對外揭露瞭遠東慕尼黑陰謀、蘇德戰爭爆發時間、日本南進和偷襲珍珠港等情報。維護國共抗日統一戰線，保護革命軍隊，維系解放區安定等，都是事關中國存亡的大事，也是抗戰期間最迫在眉睫的事，潘漢年所領導的情報組織潛伏在淪陷區，用自己的智慧，周旋於日偽方面，搜集日方、日偽政府各方面各級機構、收集情報，為中共保存實力，壯大力量做出瞭巨大的貢獻，為維護抗日統一戰線做出瞭巨大貢獻，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瞭巨大的貢獻。
然而就在潘漢年殫精竭慮周旋於各方勢力收集相關情報的時候，卻不知不覺掉入一個陷阱，那就是在1943年，在李士群、胡均鶴的挾持下被迫與汪精衛會面。這一次會面直接導致瞭潘漢年下半生的悲劇。
從含冤莫白到真相大白，遭受多年禁錮黯然離世。
為什麼與汪精衛的事件會在十多年以後才掀起波瀾呢？事實上，在潘汪見面後，汪派為瞭往臉上貼金，立即發佈消息聲稱汪精衛會見中共要員。而當時的國民黨為瞭抹黑共產黨，也隨即發佈消息：汪精衛會見中共要員。然而潘漢年並沒有將與汪精衛見面的實事匯報給上級，也就導致瞭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對此事毫不知情，而且還立即進行瞭辟謠，用絕無此事來反駁汪偽和國民黨的言論。
事實上這三方面的公開報道，潘應該是知道的，之所以沒有上報給組織，可能也是因為又其他的顧慮。因為幾乎在相同的時間段，在延安破獲瞭多起偽裝革命者的人，都是國民黨派遣來刺殺毛澤東的特務。於是，當年4月開始“審幹”，5月發動“搶救運動”。“搶救運動”的浩大聲勢讓潘漢年對與汪精衛見面的事情有些不安。當時中共內部的氛圍來說，如果如實匯報大概率會挨整，因此如果按下不說，可能事情也就不瞭瞭之瞭。我們不能對潘漢年過於苛責，畢竟在如此高強度緊張的環境下，很容易產生一種負面的思維共振。
1955年3月2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潘漢年作為上海的代表出席瞭大會，大會的一項重要議程是討論通過關於高、饒的報告。一些曾經受二人影響或者有某些牽連的同志在會上作瞭表態以及自我檢討，這樣的態度在會上受到瞭肯定和鼓勵，同時會上也號召凡是和高饒二人在歷史上又牽連而沒有及時交代的高級幹部，都應當主動地把問題向中央講清楚。
在這樣的環境下，潘漢年深思熟慮後，認為如果不向組織交代1943年與汪精衛面見的事情，就意味著對黨不忠誠，因此他向陳毅做瞭匯報。陳毅當時得知也大受震撼，隨即與上級進行瞭匯報，而潘漢年因此得到“永遠不得重用”的批示。不久之後，潘漢年被關押到北京功德林監獄，在經過多次反復的審訊、交代之後，於1960年被轉移到秦城監獄。1963年潘漢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並再度轉到北京市南郊團河農場。1977年，潘漢年在冤屈中，走完瞭自己的一生，他的墓碑上隻有化名肖淑安。
歷史終究是公正的，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 中央開始陸續平反多年來的冤假錯案，大批忠誠優秀的黨的幹部獲得瞭平凡,重新回到瞭各自的工作崗位。 這時在戰爭歲月與播漢年一起出生人死的同志們沒有忘記他的冤屈, 其中就包括潘漢年的戰友、領導，比如時任中央紀委書記的陳雲。1979年10月陳雲在住院期間提出，希望能夠復查潘漢年案。1980年潘漢年另一名戰友廖承志也提出質疑，在眾多呼聲下，中央接受瞭陳雲、 廖承志等人的建議, 決心復查“ 潘案”, 交由中紀委辦理。在公檢法有關部門的協調配合下, 中紀委組織人員復查瞭“潘案”的全部材料, 查閱瞭大童歷史檔案, 調查和取得瞭大量的人證物證，其中包括1955年李克農遵照周恩來指示寫的關於潘漢年案件的審查報告, 成為復查、 平反的重要線索和有力證據。
該份報告檢查瞭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漢年與中央的所有來往電報及有關記錄的文件, 提出 5條有力的反證材料對案件加以質疑，其中包括中央一再有打人敵偽組織, 利用漢奸、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以及是潘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 利用日本駐港副領事刻戶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報告，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間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泄露, 直到上海解放。經過1年5個月的努力，在大量確鑿材料的證明下，於19 82 年 8月 2 3 日, 中共中央發出瞭《關於為 潘漢 年同志平反昭雪、 恢復名譽的通 知》, 正式為潘漢年平反,推翻瞭強加於他頭上的一切誣告不實之詞和莫須有罪名, 同時, 也對他的一生作瞭高度的評價。
歲月悠悠，歷史終將會銘記為國傢民族做出卓越貢獻的英雄。潘漢年並非完人，但是他在歷史洪流中，積極投身於國傢民族解放事業，在中華民族被侵略的時期，勇於隻身前往危險重重的淪陷區開展情報工作，這本身就值得被中華兒女銘記。在他含冤離世多年之後，正義終於降臨，他的墓碑上終於能夠銘刻上他的名字——潘漢年，他無愧於中華民族，無愧於共產主義事業。
參考文獻：
為潘漢年的“心病”作個“解” ——鄧偉志
促成、 鞏固與發展： 論潘漢年對抗日民族 統一戰線的貢獻 （1935-1937） 王津橋
潘漢年案的歷史回顧——溫雪勇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潘漢年情報工作研究——潘宇俊
